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。地点是我的籍贯所在地。人物都是我十里八村的父老乡亲、街坊四邻。在当时文化生活不很丰富的年月，看电影就发展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爱好。村庄的电影场就像是一副药引子，在那个贫苦的日子里聚集着人气，酸酸甜甜地调理着人们大脑的神经和心中的怅惘。

一

再有一个小时电影就要开映了，出大事了。

我弟弟把他同学的额头打了个窟窿，准确地说是一个庄邻侄子的额头。血汩汩地流在脸颊上，侄子也不哭，只是用一只手捂着伤口，原来流在脸颊上的血一会从他的手指缝中渗出，又滴落在衣服上。被打者懵了，原地打着转；我弟弟呆了，原来的气火攻心，瞬间变成了胆战心惊束手无策，只是手里还攥着那块打人的石头，好像告诉围观者，不是他打的是这块石头。

石头会飞？

一切都因这场该死的电影。为了不耽误看电影，被打者只是跑到村门诊所清理了伤口，撒上了消炎药粉，简单进行了包扎就回到了放影场；打人者和被打者都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，在各自圈起的地方看电影，各人的心里都如十五只水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不知道父母看完电影后会怎么处置他们。

起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弟弟用石头圈下的看电影的地方屡次被被打者“蚕食”，在多次口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，就顺手拿起石头并举过头顶（类似于鸣枪示警）威胁被打者。被打者和我弟弟是同班同学，了解他的脾气，何况还是庄邻爷们，叫我弟弟三叔，知道他下不去手的，就伸着脖子把脑袋递到弟弟眼前，用一种调戏的语气笑着说：“三叔你打，三叔你打。”

他三叔就真的打了下去。他打前略一停顿，选择了他的前额，前额就出了个窟窿。

有人作证，我弟弟本来是吓唬吓唬他的，是他把自己的脑袋抻过去让我弟弟打的，还求我弟弟打他，我弟弟就上了他的当。

村里有人还夸我弟弟，说他挺会打的，要是打了后脑勺，被打者说不定会挺过去。

没有这个证人证言，我母亲当天晚上也不会打我弟弟的，因为有好多人家叫来了还没“过门”的新媳妇看电影。其中就有我母亲做媒人介绍来的，母亲要顾及面子。

第二天，母亲揪着我弟弟的耳朵，来到被打的人家赔礼道歉，另一只手还提着一篮子鸡蛋。母亲给人家道歉，人家也给母亲道歉，“二婶子，不全该俺三兄弟的事，他是头痒痒了，还故意拿着让俺三兄弟打，要是我也得试试。”说的听的都喜了。

这是那个年代在农村看电影的一个常见镜头。哪个村放电影，就成了村里人家酸酸甜甜的喜事，有儿子刚说成对象的人家，不管家中农事多忙，或让儿子去叫对象，或让儿子的弟弟妹妹去叫“新嫂子”来看电影，借此巩固二人的关系。为了看电影，孩子们会像过节一样激动着，早早地去护地方，家长也就不再追究孩子学习不学习的事了，经常就有因护地方发生打架的事情。大队领导也因此事头疼，时不时地换一下放电影的场所，这次在村西放，下次去村中放，再下次到村东放，就是为了打破领地世袭。

就是这个侄子，伤疤还没完全褪掉和我弟弟又好成了一个人。后来成了企业家，大事小事的还经常找我弟弟商量一下。新型冠状肺炎发生之前他的板厂因经营不善垮掉了，听人说非洲一些国家招商引资，喜欢中国人去投资，他把厂房卖掉准备到肯尼亚去。疫情发生后，非洲投资的也纷纷回国，他肯定没有去成。

二

电影场是我们村大队书记讲话的地方，假如放电影的工作人员不怕耽误时间的话，他能讲一个小时，村民是不敢不让书记讲下去的，除非你不想在村里生活下去了。

我们村里有高音喇叭，挂在高高的电线杆上，像并蒂的四朵喇叭花，开往四个方向。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讲，我们吃完饭他还在讲。我很佩服书记的能力和能耐，佩服他的大度和大义，他可以在讲话前先给自己戴上纸糊的高帽子，再两只手分别攥着一缕稻草，腰弓成四十五度角，嘴里喊上几声“打倒xxx!”，见台下没有随声附和的，便直起腰来摘下高帽子，将稻草一扔，坐在放映机前讲话了。

那xxx就是他自己的名字。如果他不把自己打倒一番，仿佛不好意思讲话，更不好意思在讲话过程中带上几句脏话，或者几句威胁村里某些蠢蠢欲动不老实人的话。当然，讲得更多的是农事安排和国家大事。他在村里辈分较长，我叫他爷爷，他骂人的时候我们就捂着嘴笑，他似乎骂的都是他自己。长大了我想，那是他斗私批修的一种具体做法吧，全国上下都这样呢，他自己不这样，要是让别人给他这样，他可是受不了。

书记讲完话是电影正片放映前的加演片时间，一般在半小时或许还长一些，内容应该是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，或者是专题新闻报道。如大寨人是如何三战狼窝掌的，大庆石油工人是如何战胜井喷的，等等。本来正片预报的是没有看过的新片，一俟放出来却是看过不知几遍的老片子，放映场上就会“嗤”声一片，却很少有人离开，不一会便又恢复安静。这种事情不止发生一次，也不止发生在一个村庄，全国就那么几个电影制片厂，又不像现在可以粗制滥造，怎么会更新那么快？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记忆力，往往影片里的演员一句话还没说，他就给接下了后面的话，声音还响响的，就有人对其撇嘴侧目。

一部电影这样反反复复地看，就起到了耳濡目染的作用，其中的经典句子和场景，我们就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。暑假，农村叫麦假，我们可不像城里的学生那样避暑消夏，而是在生产队里和社员一起割麦子、拾麦子、打麦子；小学生割不了麦子，可以跟在割麦子的大人后面捆麦子，在打麦场上运麦个子；这些活儿用不上的，就到运完麦子的地里拾麦穗。大姐当过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，每当休息的时候她就组织大家表演节目，没有带头的她便让我第一个站出来。我唱的歌都是电影插曲，如《闪闪的红星》主题歌“红星照我去战斗”，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选段“我们是人民子弟兵”，还经常三个人一起唱京剧《沙家浜》选段“智斗”等。高中时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我就是以“红星照我去战斗”被选中的。

三

临沂东方红电影院是最早的一家电影院，我哥曾在里面当过一段时间的木工。那时候电影院里的顾客座椅与木椅子好不到哪里去，只是底座中间有一根轴，人坐在上面是平的，一站起来立马竖了起来。我哥就是在电影院里干一些修修补补的木工活，自然就认识了电影院里的工作人员，领几个人进电影院看电影是很轻松的事。

进电影院很轻松，可看电影却是件很累的活。累在哪？看反面。

其实，在农村我经常看反面电影。由于正面人太多了，我那时候个子矮小被人挡着看不到，只好到反面去看；我发现不光我这样，一些像我一样无能为力看正面的老人小孩也这样。看着他们平平静静地看得那么认真，我就想起了刚学到的一句成语，与世无争。一开始反向思维运用目光有点跟不上电影剧情的发展，一会就适应了，于是就想，在正面看电影的人们也是太累了，冬天挤在一起还可以，夏天燥热，就不会到反面来看看。

既然看反面电影不累，到了电影院怎么就累了呢？

原因有三。一是我哥不了解当天放什么电影。那天放的是越剧《红楼梦》，悲悲切切的声调很优美，可我一句唱词也听不懂，屏幕上也没有字幕；二是刚时兴五六米宽的银幕，银幕与后墙只有三四米远，我的两只眼睛揽不过来，晕眼，每当有人物出场，就看见是冲着我来的，不由自主地起起身扦扦屁股做躲避状；三是没有座位，我哥就给我找了一只高蹅梯子让我坐在上面，炎热的夏天，正经看电影的人享不享受空调待遇我记不得了，我是看得大汗淋漓。早晨起床早，得随哥哥上班的时间八点到城里，三四十里的土路哥哥骑自行车带着我要一个多小时，那就要六点起床。俗话说：“春困秋乏夏打盹”，再加上以上两个元素，眼皮有点累了，就一惊一乍地在高蹅梯上前仰后合。直到大哥前来检查我看电影的质量时，发现我心不在焉心有旁骛，怕我从梯子上摔下来，就把我领出了电影院。

回到村里，好多同学知道我跟着大哥去城里电影院看免费的电影了，都羡慕的不得了。

我早就想好了，同学们肯定会问我看的什么电影片，我不想说看的是越剧《红楼梦》，我也不会把看电影的真实体会告诉他们，我把事先想好的一部在外地已经放映，而临沂还没有放映的战斗故事片告诉他们。

四

没有电视机的年代，农村只有电影和逢年过节的戏剧演出，才能活跃百姓文化生活，才能给青年男女创造碰撞爱情火花的机会。

那个时候说是可以自由恋爱，可谁敢这样谁就成了乱爱，不正经。媒妁之言似乎一直是天经地义的，以至于自由恋爱成的一对，男方家长还得请媒人到女方家去“过过杠”，免得庄邻说闲话。

有不这样的，他们在村里就活得不自在了，就会被人戳脊梁骨。即使他们年龄相当，门当户对。

村里有孙姓人家五儿两女，只有三间屋，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三十多岁的老大用他的妹妹换了个媳妇，后面的几个小子就慌了，就想着各人的耙子上柴禾，自己搂自己的。于是，二十多岁的小五看电影的过程中就与一外村的女子好上了。姑娘看的是人品，在小五的凌厉攻势下，几场电影后就给姑娘鼓捣出了事。女方家人知道后，一了解小五的家境，一百个不同意，姑娘被家人看紧，电影是不能出去看了。

电影不看可以，姑娘的肚子却是掩盖不住地越来越大，且死活不去引流。家人明白，即使女子再嫁他人，有了这段婚恋史，也不一定会得到幸福的归宿。无奈小五家吃饭的人口多，房子少，女方父母即使答应这门亲事，他家也难以将女子娶进家门，何况他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没有对象。

村里人知道小五的事情后，和他不相上下的青年就挺眼热，夸小五人不大，还懂得生米做成熟饭，要是不再添上一把火，恐怕会煮成夹生饭。于是，一个女方家人疏忽的机会，小五就将姑娘接到他家藏了起来。撑不住女方家人经常来闹腾，小五的家人就让其带着姑娘下了关东，投奔了早些年闯关东的庄邻。

至于以后二人在东北闯荡如何，那是他们的造化。

多年之后，老五和不再是姑娘的女子回忆起他们的初恋，是怨恨看电影还是感激看电影不得而知。我想，这还得看他们的恩爱程度和生存状态如何。